文︱郑 非
一
看书名，以为是一本小说，看进去，才知道不是。原来讲的是北爱尔兰冲突（1969-1998）年间发生的一起绑架/谋杀案。琼·麦康维尔，新教徒，天主教徒的妻子，十位孩子的母亲，1972年一天夜里，被一群蒙面人从家里带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看这本书，就像在看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悲伤、痛苦与紧张感扑面而来，还能听到时代浪潮的巨大喧嚣声。
作者巧妙地通过分布在不同阵营的不同人物——爱尔兰共和军、平民与旁观者——的生活变化，讲述了北爱尔兰冲突的起因、变化以及它给几代人所带来的冲击。尤其有价值的是那些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热情、痛苦与悲伤，这是前人所没有记录的。
作为一个族群冲突的研究者，我一边看这本书，一边在脑海中用自己的知识与顺序将这些故事编织在一起。
故事发生在英国北爱尔兰。1919年，一小批爱尔兰游击队/恐怖主义分子——爱尔兰共和军——在都柏林发动起义。在两年游击战争之后，英国决定妥协。根据条约，爱尔兰南部二十六个郡组成爱尔兰自由邦，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北方六个郡，即北爱尔兰，是英国移民后代的地盘，作为一个特别自治政区保留在英国版图内。
北爱尔兰有两种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本上是一比二。新教徒多半是英国移民后代，而本地爱尔兰人则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多半是商人、专业人士、富农和熟练工人，天主教徒则多是小农和非熟练工人。这里的人口，从独立以来，就很少有变化。原因首先是贫穷，无论是失业率还是个人收入，北爱尔兰都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同这种贫穷相对应的是本地萧瑟对立的社会气氛。因为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感觉自己是处境艰难的少数群体。在新教徒这边，他们相当害怕被并入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而在天主教徒这边，他们受到多数社群的排挤和歧视，通常无法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也很难在新教徒把持的各级行政与司法机关就职晋升。社会福利的分发也不公平——伦敦德里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但房屋分配却倾向于新教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天主教徒生活在贫民窟中。在某些情况下，一家人中不得不有人轮流上街，以便空出床铺供其他人休息。
还有件更让人沮丧的事情。社会调查显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实都认为就业歧视是自然现象，他们都相信“人应该照顾好自己人”——在天主教徒控制的地盘也是不雇用新教徒的。与这种外部隔离与歧视相应的是，两个族群都以宗教和政治认同紧密团结起来。据估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爱尔兰新教徒出席教堂仪式的比例要六倍于英国本土，而百分之五十的天主教徒与其教会有非常活跃的联系。
总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北爱尔兰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自己人和他人区分得清清楚楚。
琼·麦康维尔是一位新教徒工人的女儿，因缘巧合同一位天主教徒相恋，这几乎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他们的结合没有得到自己父母的赞同，琼的舅舅甚至为了这事痛打了她一顿。很自然，他们各自所在的社群也把他们看作异类。她的丈夫因为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尽管他曾经从军），被工厂解雇。每次新教徒的游行示威，都从他们家门前开始。
二
琼丈夫的遭遇，是北爱尔兰岛天主教徒的缩影。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部分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开始尝试通过社会运动、非暴力政治的方式，在体制内寻求改革，实现社会公正。他们在1967年4月9日成立了北爱尔兰民权协会，这实际上是北爱尔兰版的民权运动。
日后北爱尔兰临时共和军的好几个重要成员在年轻时都是这个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比如书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杜洛尔丝·普赖斯，长辈都是老共和军，真的相信通过和平抗议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问题在于，当时的新教徒缺乏足够的智慧来接受这一橄榄枝。1967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天主教徒不赞成使用武力来结束爱尔兰岛的分治（他们通常是北爱尔兰反复暴力斗争的输家，他们有实际理由避免使用武力），希望通过游行或集会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他们不在乎游行示威是否能得到批准），但是大多数新教徒（百分之五十二）赞成使用暴力来保持新教在北爱尔兰的主导地位。
1969年1月1日，一群学生计划从贝尔法斯特步行游行至七十英里外的德里市，目的是抗议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的全面歧视。在出发之前，他们研究了马丁·路德·金在美国举行的游行示威，做好了被殴打的准备。沿途他们果然开始受到骚扰。
游行者无法期望得到警察的帮助。皇家阿尔斯特警队（即北爱尔兰警队）中新教徒占压倒性比例，其中还包括一支辅警，通常由反天主教的“统一派”（新教徒的政治称号）人员组成。一名老队员是这么形容这支辅警的招募行动的：“我需要人手，越年轻越野蛮的越好。”
1月4日，当游行队伍行进到一段乡村小路上，路两边埋伏的新教徒陡然出现，飞石如雨，然后冲下来用带钉子的棍棒加以攻击。大多数警察袖手旁观，甚至实施暴行的人就有辅警。杜洛尔丝就是参加游行并受到攻击的学生之一，作者在书中描写道：“杜洛尔丝哭了，她被一种奇怪的复杂情绪所掌控，既感到如释重负，又觉得沮丧和失望。”
这次暴力事件的后果被历史证明是致命的。1969年4月23日，在贝尔法斯特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公用设施的爆炸事件，人们认为这是爱尔兰共和军进行的报复。但实际上这是阿尔斯特志愿军（极端新教徒准军事组织）自己制造的，目的是栽赃陷害。接下来是不停的社会骚乱，两派的年轻人在街上不停地发生暴力冲突，路障迅速在四处设立起来，人们劫持校车和面包车后将它们侧翻，以封堵道路和建立防御工事，家家户户都用木板把门窗封堵起来。1969年的夏天，大约两千个家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逃离了贝尔法斯特，他们或者是自愿，或者是被驱离的。即使留在贝尔法斯特的人，也有很多被两派的武装团伙所驱赶，去往城市的另一端，在自己的城市中沦为难民。政府对这些事件的调查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军、任何新教组织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策划暴动。它们是由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局势引起的社群骚乱。它们往往是从轻微的开端开始的，但社群紧张局势一旦开始，就无法控制。”
麦康维尔一家就是这些城市难民之一，他们逃到了天主教徒为主的社区，寻求庇护。
三
由于天主教徒们认为警察明显偏袒新教一方，北爱尔兰的警察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在1969年的夏天，几千名英国军队被派往北爱尔兰维持秩序。
作者描写道，“起初士兵们受到了天主教徒的热烈欢迎，仿佛他们是解放了巴黎的盟军部队一般。天主教对阿尔斯特皇家警队和特殊分队早已愤怒至极，认为它们是教派当局，而军队的立场相比治下显得更为中立，因此士兵的到来似乎有望更好的保障他们的安危。在西贝尔法斯特，天主教的母亲们冒着风险到部队用沙袋垒成的哨岗给士兵们送茶水。”从这种反应上来看，天主教徒们起初还是把这场争斗看成地方族群矛盾，而非民族对立。
英国政府确实也对介入地方族群冲突不感兴趣，一位英国国防部的官员如是说：“我们的国防人员认为，英国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北德平原不受（苏联）红军侵犯，而不是在贝尔法斯特的后街追逐。”相应的，伦敦对北爱尔兰事务的态度通常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他们倾向于认为北爱尔兰人相互仇恨的历史悠久，伦敦对该地方事务的干涉——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意图——在一个以非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里，都是弊大于利的。
所以英国在骚乱开始后的打算是派出军队维持基本秩序，让冲突双方坐下来对话，然后就撤军。英国内政大臣卡拉汉在内阁中表示，部队没有装备或训练，无法从事长期的警务工作。因此，越快将维和任务转交给当地警察越好。为了避免触犯冲突双方，英军被要求使用“最小武力”。而在实践中，“最小武力”往往转化为“最低限度的行动”，“新教徒游行和准军事葬礼获准照常进行，英军未能在德里城和西贝尔法斯特的所谓禁区建立存在，安全部队只是偶尔在那里开展行动，因此爱尔兰共和军可以自由组织”。
在当时看，这么做不失稳重，可是从事后来看，无疑是错过了一个历史机遇窗口。英国应该以改变现状者的姿态出现，而非简单的中立者。如果一开始：一、在北爱尔兰投入大量军队（既隔绝两派冲突，又避免社区本身被极端人士控制）；二、同时废除现有北爱尔兰自治政府，代之以一个权力分享体系，重建警察队伍；三、向天主教徒保证他们的委屈将有救济，向新教徒保证北爱尔兰会始终是英国的一部分——三管齐下，说不定北爱尔兰的事态就会平息。
但是英国投入的部队太少（无法控制所有社区，也就无法控制武装冲突），也只是要求北爱尔兰议会进行改革（天主教徒抵制这种改革，认为换汤不换药），如此，在胁迫和治理两方面的力道都太小了些，于是，这样一个机会窗口就随之消失。
1969年底，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激进分子决定改组共和军，武装解放北爱尔兰。到了1970年初，一个独立组织成立了，他们被称为临时共和军（PIRA)。杜洛尔丝·普赖斯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临时共和军的骨干成员的。他们开始用枪支和炸弹攻击效忠派、警察和军队。
军队展开报复性搜查，而这不可避免地疏远了天主教民众。一位北爱尔兰议员回忆道：“汽车被拦住，车上的人被命令出去受辱，或者以最有辱人格的方式进行搜查。房屋遭到突袭和随意洗劫。行人在街上无辜地行走时被拦住并询问。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队涌入，这些措施愈演愈烈。……每个人都受到了这种无理的压制，没有人能幸免。即使是作为一名议员，我也经常受到军队的骚扰和怀疑。一夜之间，民众原先对军队持中立态度，甚至同情的支持现在转变为彻底仇恨。当自封的将军和教父们在这个政权面前接管政权时，……我目睹了选民和工人转而加入临时共和军，反对我们。”
弗兰克·基特森将军在1970年到达北爱尔兰，指挥陆军的一个旅，掌管整个贝尔法斯特。他说道：“我刚到的时候，队伍常用的策略是让士兵站成一排，然后用催泪弹把目标地点搞得乌烟瘴气，惹得人们不断朝你扔砖头，扔到不想再扔为止。……这个办法不太明智，因为催泪弹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伤害，令他们怀恨在心。”
天主教徒不会体谅军队为恢复秩序所做的工作，而是逐渐转变态度，把军队看成一支与新教徒同流合污、入侵本地社区四处发射催泪弹，并进行蛮横搜查的力量。军民关系逐渐恶化，军队日渐被孤立。
有几件事情迅速恶化了局势。1971年8月，三千名英国士兵突袭了整个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聚居区，逮捕了三百五十名嫌犯。军方的此次逮捕过程依赖于皇家阿尔斯特警队的情报，结果该警队提供的情报只将矛头指向天主教徒，保皇派一概豁免，同时错误百出。最终的结果是英军逮捕了一群无辜的人，而他们意图抓捕的大部分对象都成了漏网之鱼。在逮捕之后，英军又拷问了这些嫌犯。1972年1月30日，北爱尔兰民权协会组织了一次游行，这是一次非暴力抗议，由和平倡导者主持。英国伞兵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十三人丧生。伞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枪。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都不是真的。
这些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天主教徒迅速激进化，有更多的人加入了共和军。根据英国国防部在2006年给出的回顾报告，在1971年7月，一共有七百名共和军成员，到该年底，共和军成员就超过了两千人。1969至1972年间，大约有一万人卷入了共和军的事业（为其作战或提供支持）。在1972年，临时共和军的袭击事件达到高潮，有一百零八名英军士兵被杀，还有另外五百人受伤。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的街头引爆了若干枚炸弹，平民也死亡惨重。英军的应对是大量增兵，进驻所有社区。
此时，临时共和军的斗争策略则是：“1，针对敌军人员进行消耗战，其目的是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以引起国内民众对其撤军的要求；2，通过爆炸使敌人在我国的经济利益无利可图，同时限制对我国的长期投资；3，使六郡在目前和过去几年里，除了军事殖民统治外，无法治理；4，通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宣传活动来维持战争并为其目的争取支持；5，通过惩罚罪犯、通敌者和告密者来保卫解放战争。”
这第五条反应到现实中，就是肃奸。琼·麦康维尔在1972年底不幸被临时共和军盯上了，他们认为这位母亲在给英军通风报信。而就在这一年初，她的天主教丈夫刚刚因病去世。失去身份保护的她，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被带走并惨遭杀害。她的儿女们痛诉道：“她有十个孩子要养活……整天困在家里，抽烟、照顾孩子，还要手洗衣服。她到底能提供什么信息。”很多年后，人们从研究中发现，是临时共和军的领导人格里·亚当斯亲自下的令，动手的人就有杜洛尔丝·普赖斯。
四
琼·麦康维尔的下落要等到北爱尔兰冲突结束才会被人所知，谋杀她的凶手们的命运则取决于共和军与英国政府的交锋。
1973年，临时共和军决定增加暴力力度，他们相信，“一次短促而猛烈的打击——直插英国的心脏——要比在爱尔兰北部的任何地方实施20次汽车炸弹行动来的更有效”。
杜洛尔丝·普赖斯等十人受命在1973年3月5日在伦敦发动了炸弹袭击，而这仅仅是一系列爆炸的开始。1974年6月，共和军炸毁了有九百年历史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厅。当年的11月，在伯明翰，两枚炸弹摧毁了英国军人经常光顾的两家酒吧，二十人死亡，一百八十三人受伤，这是共和军在英国制造的伤亡最大的爆炸事件。英国政客是共和军的重要攻击目标，1979年3月，在英国下议院的停车场，撒切尔夫人的挚友，保守党影子内阁大臣艾雷·尼夫被炸死。8月，蒙巴顿勋爵被炸死。1984年10月，撒切尔夫人自己也遭受炸弹袭击，当时保守党正在一家酒店举行年度会议，五人死亡，三十人受伤。在整整三十年里，在伦敦频繁发生的爆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之一。
该怎么应对这种程度的暴力？在北爱尔兰进行大规模的监视、拘禁，以作预防和报复？
在这里，不得不赞扬一下英国政治家的应对。这是本书所吝于给出的，但我觉得应该给予英国政府公正的赞扬。
英国人的反应是“忍着”。在北爱尔兰骚乱刚爆发的时候，英国政府对本土受到袭击就有所预料。他们一直担心本土民众在受到攻击之后，会产生过分的报复情绪。从一开始，他们就排除了使用极端手段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选项。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罗伊·梅森（1976年至1979年任职）警告说：“（全面削减公民权利）引发的怨恨将使安全问题比现在严重得多，并将其进一步拖延到未来。”如果进行大规模拘禁，不可能不引发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弹，从而为北爱尔兰共和军做了动员工作（这恐怕也是共和军袭击的主要目的）。这也会引发强烈的国际批评，爱尔兰共和国就在旁侧，而美国也有大量的爱尔兰裔居民对爱尔兰共和军的事业心怀同情。这两者对爱尔兰事件保持沉默的条件，就是英国的手段不要太过分。
“忍着”是英国政界的共识，即使是素以强硬作风闻名的撒切尔夫人也秉持此方针。撒切尔夫人执政时，英国政府确实考虑过提高镇压水平——无审判拘禁、格杀勿论和跨境追捕，但是政府内部审核的时候直接否定了这些提议，理由是政治上不可接受、适得其反和不现实。
忍下去的结果就是接连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政府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历次民调都显示多数民众支持强力打击爱尔兰叛乱分子。但忍着，也意味着恐怖爆炸事件本身只是被看作政治暴力的一种，而不被看作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敌对行动。
有个小故事，可以看出英国政治家的坚忍。当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10月被刺幸免遇难之后，共和军发表了一份声明，意味深长地阐明了恐怖主义的战略优势：“今天我们不走运，但是记住，我们只要一次好运就够了，而你必须每天祈求上帝保佑。”撒切尔夫人“深受震动，私下里，她开始相信，临时共和军最终会成功”，她说：“我可能最终躲不过这一劫，但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
英国政府还有其他几项明智举动。首先，英国政府非常正确地意识到，北爱尔兰冲突具有混合性质——两个社群之间的宗派紧张关系造成的内乱，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强加给英国政府的叛乱活动。要解决后者就要先理清前者。所以，英国政府解决事态的优先手腕一直是政治，而非军事。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几个权力分享的方案来安抚天主教徒。
其次，英国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完善自己的经济政策，通过降低失业率、改善住房分配来赢得本地的政治支持。观察者如此说道：“撒切尔主义在北爱尔兰并不存在……它是凯恩斯主义仍然猖獗的地区之一。”一位负责北爱地区工业事务的英国官员日后回忆，他的部门几无预算限制，反而是他本人辛辛苦苦要求花钱须来得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在花钱的时候，英国政府也很小心地避免钱只投到新教徒一方，而是注意普惠。1989年，英国还制定了《公平就业法》，以增进天主教徒的就业。
再次，英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重建本地警力和正常司法程序来应对叛乱。卡拉汉首相（1976-1979）任命伦敦金融城警察局局长亚瑟·杨爵士改革阿尔斯特皇家警队，让它成为一支维持社会秩序的中立力量，而非新教徒准军事组织的合伙人。
最后，尽管英国政府一直在打击共和军，但是也一直没有放弃诱导共和军内部出现温和派、放弃军事斗争主张的希望。所以英国政府是在七十至九十年代安排了几次停火磋商，甚至允许共和军的政治手套——新芬党——在一定条件下照常活动。
一位记者总结了政府的意图：“除非你真的必须杀人，否则不要杀人。特别是，不要杀害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如果你想让领导者能够控制他们下面的整个运动，那么你必须让他们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他们拥有可信度和影响力。不要打碎你最终希望与之谈判的敌人。”
这样，尽管北爱尔兰和英国本土暴力事件不断，但是在政府的应对下，北爱尔兰的局势始终没有升级。现在就看谁先忍不住。是北爱尔兰持续低烈度冲突，英国本土在遭受重大袭击之后，政治压力剧增，终于在北爱尔兰力行全面镇压，以收一时之效（但永久失去天主教徒的人心，为共和军做动员，并留下后患）呢，还是共和军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丧失信心，寻求政治解决？
五
结果是，到了七十年代晚期，爱尔兰临时共和军发现英国似乎会把低烈度镇压无限期维持下去，而自己却越来越难以招募到新人。临时共和军的领导人格里·亚当斯开始思考是否还有其他出路。在1981年，共和军的一名囚徒博比·桑兹在狱中绝食抗议，当时英国下议院正好需要补选，格里·亚当斯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博比·桑兹以囚犯的身份参加此次竞选。英国政府大吃一惊，内部有很多反对意见，但最终还是允许此事成行。在共和军这边，这也是件离经叛道的事，因为他们过去一直是不主张参与英国的政治进程的。格里·亚当斯预计，许多北爱尔兰人或许不赞成、不支持共和军的暴力行动，但会乐意投票让一名共和军的囚犯当选公职（毕竟历史积怨和现实不公都还是仍然存在的）。他的猜测是对的，1981年4月10日，桑兹当选议会议员。这事看起来是对英国政府的嘲讽，但在事后来看，这却是共和军/新芬党参与英国议会政治的开始。
1981年，一名资深共和军人在一次大会上说道：“这里谁真的相信我们能通过投票箱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一手拿着选票，另一手拿着武器，在爱尔兰掌权，这里会有人反对吗？”这也是亚当斯说服其他共和军的说辞，即参与选举只是斗争的一种方式，不是边打边谈，共和军的目的还是要把英国人赶出爱尔兰，参与竞选只是要用选票来打败英国政府的宣传——“共和军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但这个说法是否全然真实，是很难说的。也许在刚开始确实是这样，但是随着新芬党持续参与北爱尔兰的地方政治之中，共和军就不可避免地被政治所软化。亚当斯本人在1983年也当选下议院议员。
1988年，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私下会面（这个会面对两者都同等危险，两人都有可能被自己的同志撕碎），商讨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这之后，英国政府也再度同共和军接触（之前有过几次临时停火）。1994年8月31日，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声明，宣布停火，并探讨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亚当斯对他的部下声称，他没有放弃武力，停战只是一个战术行动，是为了影响国际舆论、揭露效忠派的顽固，以及离间新教徒与英国政府的关系等等。他的很多老部下都觉得这是一个借口，但木已成舟。1998年4月，各路谈判代表汇集到贝尔斯法特郊外的一座城堡，最终签订了《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北爱尔兰将继续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有自己的议会、权力分享机制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于是，在一方耐心耗尽的情况下，和平真的来临了。
但是，和平的来临并不意味着内心的宁静。据网上冲突档案馆的数据，在这三十年的冲突中，总共的死亡数是三千四百八十九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平民。本书提出，在战争中不仅仅有肉体创伤、精神创伤，还有“道德创伤”——士兵们如何理解它们在战争时期做出的违背社会的行为。对杜洛尔丝这种共和军战斗员来说，和平协议不仅违背了她的政治信念，而且将她的人生经历化为虚无。她实施过炸弹袭击、抢过银行，让别人死去，自己也差点因为在监狱里绝食抗议死去（终身患上厌食症），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格里·亚当斯曾经的副手布伦丹·休斯也觉得，如果这一切杀戮至少成功地将英国人逐出爱尔兰，他或许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合乎情理。但现在他却被剥夺了获得宽恕的任何理由。“到头来”，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值得的”。
这里还有一个人的面目值得斟酌——格里·亚当斯。他是临时共和军的组织者，是一系列恐怖主义事件的策划者，正是他，拒绝了1972年英国方面提出的停火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同1998年的和平协议并无太大差别），也是他最终说服了临时共和军放下武器，带来了和平。当杜洛尔丝和休斯这样的人苦苦和自己心魔做斗争的时候（他们都有自杀的倾向），他们发现亚当斯正游走于一个又一个上镜的机会，否认同过去事件的联系。2010年，一位采访者问他是否负有血债，亚当斯回答：“没有，我绝对问心无愧，毋庸置疑。”他们愤怒不已：“所有人都知道，英国人知道，街上的百姓知道，就连街上的狗都知道！而他却在那里矢口否认！”但需要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公开表露吗？要他为事件负责吗？如果这么做，和平怎么办？
2014年，格里·亚当斯因为琼·麦康维尔案件被北爱尔兰警察逮捕审问，四天之后，他未被起诉，得到释放。
在母亲去世后，琼·麦康维尔一家十个孩子遭受了种种可怕的磨难，分崩离析。在几十年里，他们苦苦追寻母亲的下落。大女儿想要在母亲的墓碑上写上：“琼·麦康维尔，被共和军绑架并杀害。”其他几位兄弟姐妹并不同意：“我们都住在共和军地区，我们不想他们来找麻烦。那些干这些事的人，他们会一辈子良心不安，现在是时候原谅了。”一位兄弟回答：“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绝不会原谅。”
（本文来源：上海书评微信号，作者单位：永利集团304am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