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第一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反思与构建”理论研讨会暨第26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召开。论坛由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院和技术中心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主题展开。来自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上海科技馆的专家介绍了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绩和现状。来自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数字化转型中劳动形态变化、劳动技术提升、劳动智能水平、劳动技术人文关怀、劳动异化克服等多方面深入讨论；围绕数字化转型带来人类交往方式变迁、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生活观念的变革、数字化转型对个体幸福感影响、数字化技术的伦理要求等提出了新的观点；针对数字化转型中城市发展，专家提出数字化转型中的城市形态更新、城市文化构建、城市地标象征、城市红色记忆传承等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高奇琦教授、秘书长杨庆峰教授分别作开幕式致辞；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主任闫宏秀教授，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王国豫教授作闭幕式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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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与劳动异化问题
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王国豫指出，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劳动”范畴有两个维度，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注重个体劳动，强调“类本质”，“异化”是指“类”的异化。劳动是为了人的基本的生存的需要，所以劳动是为了生命的必须。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当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需求满足了以后的劳动。剩余劳动已经不是为了生命的劳动而是为了“活着”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被资本家占有，工人只能从资本家那拿到一点工资。第二层含义就是“活着”的意思。在数字化资本背景下，劳动还有一次含义，就是生命本身必须有体验。生命和生活，它都是在体验中才能生存。如果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体验，生命就如同行尸走肉。数字化已经变成我们一种生活方式，数字化生存也应该聚焦到体验这个环节，必须重视和研究这一话题。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文指出，数字化转型加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特征。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人类劳动形态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改变了城市治理的模式。从宏观看，深入研究这些变革的规律，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微观看，对大学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研究数字化转型规律，而且要将研究成果融入思想政治课、劳动教育课，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劳动者。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瑶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形成逻辑，指出劳动是诠释“类”意义上的人之本质属性的一个概念，马克思的劳动观对人的本质、劳动解放及人的解放等进行了探究，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超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深层次批判。新时代我们用劳动托起中国梦，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志坚从“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与劳动者”关系出发，提出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劲推手，数字化文明新时代正在到来。当今时代，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升级换代，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交换与分配要素。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升级的竞赛，关键是形成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模式。每一位劳动者都要主动适应数字化文明的新要求，适应新的概念框架结构，主动调试自己的精神状态。就社会和国家而言，不断通过规范去保障劳动者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权利则是克服劳动异化的必须手段，这需要考量的是政治国家的历史性功能。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苏令银在发言中分析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被外包给全球的数字工人的“众包平台”。他认为，这些工人的劳动是人工智能生产、发展和支撑的关键组成部分。众包平台是劳动力自动化测量、管理和控制新形式的一个极端例子，创造出超弹性和高度可伸缩的劳动力。作为新兴数字泰勒主义的典型，众包平台聚集了一群深度异构的工人，同时绕过了在空间上和主观上均化他们的需要，利用了全球迄今几乎无法雇佣的劳动力资源。通过考察两种类型的工作者，他讨论这种新兴劳动形式的发展趋势：承担照顾责任的女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工作者。尽管数字众包平台工作有明确的细致要求，但它也是劳动领域更广泛变革的体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乐晓蓉分析了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对于劳动方式变革起到加速器、放大器、倍增器和转换器的作用。劳动变革呈现三个趋向：劳动趋向创造性与复合化，劳动趋向选择性与个性化以及劳动者之间关系趋向扁平化。想要实现建设技能型、创新型社会的目标，对数智土著一代开展劳动教育，既要把握数智技术与劳动教育融合创新的实践观，要防止技术依赖、技术异化产生的“陷阱”，更加注重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培养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积极的劳动情感与态度，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培养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魏旭教授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提出基于数据、知识、信息以及其他互联网经济内容的生产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生产模式，并且正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体系，即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呈现出整体的新颖性。但这种判断为时过早，尽管基于ICT等的新技术浪潮正在各个方面重塑我们的经济生活，但主导这个世界体系的仍然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而这个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仍然是产业资本主义的维系和发展。那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在整体上将价值规律推向了历史垃圾箱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理论及其方法的误解。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樊熙奇指出，近年来，意大利自治主义思想中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受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普遍关注与使用，认为它是后福特制这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下的劳动普遍形式，强调当今劳动所具有的主体创造性与交流合作的不断加强。鉴于当今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必须承认“非物质劳动”概念在理论上具有前瞻性与解释现实的力度，但仍需看到，这一概念中的价值内涵从劳动转变成了交流与智力的公共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境，模糊了劳动与非劳动的区别。
针对数字化转型中有可能出现的劳动异化，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友古表示，作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开发、生产、经营、消费或介入其劳动过程并由此显示出其劳动成果的活动，数字化活动可分为三大门类：专业性的数字技术的开发与生产、非专业性的数字技术的经营与消费与基于数字技术介入而有的其他活动。数字化劳动的异化是人同劳动工具的异化、人同劳动对象的异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而有的数字化劳动虽然存有其异化形式。这一异化的根源是数字化资本的出现。
永利集团304am登录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俊峰认为，基于“异化劳动”批判，马克思明晰了共享“劳动成果”与共享“劳动过程”统一的“共享发展”思想，解读了劳动对象性的、感性的、实践性的活动本质属性；在批判“雇佣劳动”基础上设计了“劳动共享”的模型与“自由劳动”实现的设想。“数字化劳动”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强调劳动的免费性、数字性、情感表达性等。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认知劳动属性的原创理论，科学把握“数字化劳动”的“共享属性”，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功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章分析总结了劳动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尽管数字劳动的劳动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但依然适用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范式。数据是人造物，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创造了数据的使用价值，数据以及数据产品是劳动力的消耗凝结，抽象劳动创造了数据的交换价值及价值。数字劳动平台化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率，扩大了资本的剥削范围。在平台数字资本积累过程中，数字劳动使得剥削、收入差距、垄断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平衡和不公平问题日益突显。在社会数字化转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用制度驾驭和导控资本，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将数字资本扩张纳入到 “以人为中心”“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劳动的人间正道，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