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集团304am登录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杨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中国外交室主任蔡亮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4期发表《“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合作和海上公共产品》（全文约1.5万字）。
习近平指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义务，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产品。全球治理中，人类共同体的整体性利益要求国家实力同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保持一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很大一部分来自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缺失。时代主题的转换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得全球治理陷入了诸多困境，比如治理体系的失衡、治理机构困境的加剧和参与主体矛盾的尖锐，等等。叙利亚危机、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的持续发酵、新冠疫情对于全人类的致命威胁、美国债务危机和美俄军事对抗加剧等等，无不显示出全球治理的困境。而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径在加剧了这种困境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公共产品的提供。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认为，国际公共产品意指维护和平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包括公海航行自由、清晰界定产权、国际货币和固定汇率等公共产品需求，以及由此形成的超国家层面的国际宏观管理机制，包括国际上具有充分共识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等等。就其类型而言，海上公共产品包括与海洋开发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服务项目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等等。
一、海上公共产品的类型
海上公共产品种类繁多，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海洋航道测量
海洋航道测量的目的是使舰船在遍布全球海洋的海上航道能够安全航行。从技术上来讲，海洋航道测量有三大要素：海图规格高低、水下地形特征和测量作业与海岸线距离。根据这三个要素，海洋航道测量也因此可以分为远洋、近海、沿岸和港湾等不同的类型。海上执法、海上防御、航运管控、海洋环境保护、海上划界等海上维权活动对于海洋航道测量所获得的数据以及信息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这些信息和数据包括海岸地形、海底地貌、水深、盐度、潮汐和洋流、海洋地质等。
（二）海上导航服务
船舶在缺乏参照物的海上航行，如何辨别方向并最终抵达目的地是个大问题。古时候中国人用星辰作为导航，是为“牵星过洋”。而司南和罗盘等指南器具在船舶上的应用使得古代中国在远洋贸易上得到发展。现代导航系统有多个种类，如卫星导航系统、惯性导航系统、天文导航系统、多普勒导航系统、无线电导航系统、地磁导航系统、地形场导航系统、视觉导航系统等。在海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卫星导航系统。这些导航服务对海上航道的开辟和使用不可或缺，日益成为重要的海上公共产品。
（三）海洋气象预报
不利气象将会威胁到人类经略海洋所赖以维生的舰船安全，就算是在近海活动，天气变化亦将带来诸多风险，不但可能危及人命安全，对于各项资产亦有可能造成损伤。海洋运输必须考量天候气象固不待言，渔业方面捞捕及采集，加上海岸地区天然晒盐作业，更是受到气候所左右。海洋气象预报是公共服务项目，属于典型的海上公共产品。
（四）海洋卫星通信
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通信的重要性大为上升。作为一种新型的通讯手段，卫星通信具有其独特优势。不仅覆盖面广，而且受天气影响小。它的主要用途是为舰船、勘探平台以及科考站和气象站提供通信服务，同时可以为海上灾难救援提供信息保障与服务。有了卫星通信这种先进的手段之后，人类在海上活动的时间可以大幅度延长，并且弹性也因此大大增加。
（五）海上安全保障
海洋空间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策源地。具体而言，当代海洋问题具有国际性和跨国性，既有传统的国与国之间关于海洋空间、海洋通道和海洋资源的控制、利用和管辖等方面的矛盾，也有非传统性质的海上威胁，如海上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等。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尤其是“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在海洋领域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而这些安全威胁的产生，无疑对国际海洋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海上安全保障成为一种重要的海上公共产品，其地位随着海洋地位的提高以及各国争夺海洋资源步伐的加快而不断上升。
（六）海上医疗保障
海上工作者必须适应不同海域、气候、港湾与滩岸环境；再加上长途航行，在舱间空间狭小、船员居住密度极高、饮水与食品保鲜不易、工作执勤负荷繁重以及船上各类设备噪音、震动、温度、湿度、化学物料与空气质量不尽理想的环境下，海员容易受到疫病威胁，海员健康状况乃至死亡率居高不下，从而产生航海医学的实际需求。航海医学是针对航海工作者常见生理与心理反应，以及其所罹患疫病之感染规律与病理常态，提出预防、诊断、治疗与复健方案，以便确使海员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维持工作效率以及防范意外事故的医学门类。由于海洋活动经常自海外带回疫病，因此其与整个社会防疫体系必须相互结合；航海医学不仅针对海员，甚至还会延伸至海运所输送活体动植物，以及船上可能传输疫病之动物与害虫。所以，其所涉及医学范畴，除预防医学、流行病学，还有可能与其他医学体系产生互动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洋进行传播的。日本因“钻石公主”号游轮导致境内感染人数急剧攀升，而美国则因疫情导致西太地区出现“航母真空”，其海上霸权的标志几乎“休克”。现代船舶载客量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机会。而军用船舶为达到“三防”标准（防核生化武器的袭击）大多采用封闭式设计，并安装中央空调系统。这就为新冠肺炎病毒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且以历史的角度看，全球性的疫情大多是通过海洋从一个大洲传播到另一个大洲，比如天花就是通过大西洋从欧洲传播到美洲。从这一点看，海上医疗保障正越来越成为海上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社会需要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19世纪的海上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是当时的海洋霸权国家英国，接过英国海洋霸权权杖的美国则在20世纪提供了海上公共产品的大部分。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对衰落，对于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意愿也随之削弱。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单边主义在外交政策中越来越占据上风，“退群”力度也在上升。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意愿进一步减少。然而，海洋空间的治理问题对海上公共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种增长与美国提供海上公共产品削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海洋治理需要有新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可望为海上公共产品的增加新的途径。
二、提高供应海上公共产品能力的途径
对于中国来说，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提高供应海上公共产品的能力。
（一）进一步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项目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是2013年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首次提出。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出访文莱时提出中国—东盟未来十年合作框架的七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中，海外港口布局则与沿海产业带、港口城市网络建设相互促进。这种促进对于相关国家的涉海基础设施建设将大有裨益，中国在相关海域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能力将随之提高。
（二）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是对中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重要因素，不仅给世界和相关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治安危害，更为危险的是海盗与恐怖势力的联手构成了对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胁。首先，传统海盗的目的是抢劫货物，而现代海上恐怖分子却是为了对抗政府、制造混乱。其次，袭击目标也从传统的油轮和商船扩展到了军舰、港口乃至居民区。如2012年，全球有一大部分的海盗袭击（44%）被报道确认发生或试图发生在港口地区。再次，装备和手段上也更加现代化和科技化，有的甚至还走上了组织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中国有必要和相关国家一起联合运用海上力量分区域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组织，从而使遍布海洋的各大海上航线得到充分的保护。实际上，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已经充分说明这种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与中国隔海相望的菲律宾饱受海盗之苦，曾呼吁中国帮助其打击海盗。可见，在中国周边海域建立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是有其存在基础的。
（三）充分发挥海军的多功能优势，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夯实基础
海军的国际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等特有属性决定了这样一个军种在提供海上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海军的航迹遍及世界绝大部分海域，海军的行动涵盖海上侦察、海上调查、海上维权、海上军事合作、海上反恐、反海盗、救援救灾、处置海上突发事件等非战争运用的主要领域。具体而言，海军可以发挥以下功能：从直接投入地区冲突，到参加维和行动、护侨撤侨、缉毒、抢险救灾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海军可以遂行多种战争与非战争任务。近年来，中国海军在执行上述任务的大型水面舰艇研发方面进展迅速，001A型常规动力重型航空母舰、075型两栖攻击舰以及055型防空驱逐舰等型号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海军多功能优势的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海军的“岱山岛”号（920型）医院船（“和平方舟”号）在提供海上医疗救护方面表现突出，被视为提供海上医疗保障类公共产品的典范。海军应本着开放精神，适应海军护航任务常态化、兵力行动远洋化等新特点、新要求，重点围绕国际维和、救灾救援、海上反恐、反海盗等海洋公共安全领域，深化与友好国家海军关系，加强与相关国家海军的联系，加大人员和军舰互访、军事磋商的力度，尤其要充分利用远海护航、联合救援行动提供的国际平台，不断扩大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逐步提高我在国际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仅有利于中国驳斥“中国威胁论”、“中国海军民族主义”等谬论，更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从而增进相关国家的互信和友谊，符合中国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当前的人类社会正步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门，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国际矛盾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国际社会存在失序的危险。而这种失序从长期来看，不仅阻碍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恶化了人类的政治生态，进而动摇人类文明的根基。如果能在人类第二生存空间海洋构建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精神为主旨的国际海洋新秩序，那么对于缓解当前国际社会矛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从这一点来说，增加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提供并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目标指南和实现途径，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纽带和载体。在这种密切联系在面对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时显得意义重大。借此，中国希望与各国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在各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多领域、多方位的交流合作，使参与国及其民众共享合作交流的成果。海洋问题涉足领域广泛，安全、经济、环保等不一而足，在海洋治理和海洋合作的过程中，既面临体制问题，也应注重路径问题。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与期许，更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薪火相传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应在对此有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并同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完)
